2020专题回顾 | “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教育思想”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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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教育动态》到《比较教育研究》，刊物走过了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同样的历程。开始是介绍、借鉴外国教育改革的经验，然后是比较、研究各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政策，逐渐渗入到各国文化传统与教育的研究；从简单的各国教育的比较研究，到比较教育学科方法论的研究，使《比较教育研究》真正成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阵地。这是全体比较教育学界同仁努力的结果。

文章以个人对历史遗迹的观察反思为基点建立内事与外事的密切关联,将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生产和社会实验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揭示科学与沟通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将我国比较学科和《比较教育研究》放在国际时空坐标中加以观察,在回溯外国语教育政策线索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简要历史的基础上,对比较教育的思想源泉进行了探讨,凸显科学理性和沟通理性的比较价值。从过去和未来的时空关联的立场出发重申"从错误中学习"的现实意义。

"空间转向"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对空间问题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众多社会学科探索前卫理论的重要标志。但相比其他社会学科,比较教育对"空间转向"的回应还很迟缓。比较教育研究所秉持的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空间观念,即将空间简化为地理空间,将地理空间简化为静止的、固定的容器,将容器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观念下的研究范式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范式,已经不再适合当下全球流动和全球关联的社会现实。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应让空间关系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让空间绘图/绘制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让追求空间正义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目标。

我国比较教育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主题在国内15种教育类CSSCI期刊上已发表论文212篇。这些成果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要素分析框架下表现为:研究主体单一,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淡薄;研究客体重短期的教育实施过程,轻长远的价值观念培育和政策制度建设;研究目的重在实践探索和教育决策,忽视知识创新和价值构建;研究媒介仍以传统渠道为主,现场研究匮乏,新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初露端倪;研究方法以一般哲学思辨和实践总结为主,系统循证研究不足。未来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坚守比较教育的特性和使命,凸显研究主体的跨文化性,重视研究客体的逻辑关联,聚焦研究目的的长效价值,提升研究媒介的时代效能,注重研究方法的多元循证。 

19世纪末,"完整儿童"观念在美国兴起,它是现代儿童观念的来源之一。1880年,海尔曼借助福禄培尔"恩物"的创造原则对"完整儿童"进行了最初说明。受进化论思想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霍尔、亨德森、约翰逊以"有机体"为切入点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分别阐释。杜威以"经验"连续性为依据、克伯屈以"活动"为实现路径的说明则意味着"完整儿童"观念的成熟。"完整儿童"观念对当时众多教育运动、学校教育实践以及教育观念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后续民众与学者们关于儿童地位、学校角色等方面认识的更新也发挥着持续作用。  

作为现代教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建筑观念的形成是教育发展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在美国,学校建筑观念兴起于19世纪30—60年代,在推动各州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公共学校运动领导人发现并探讨着学校建筑的教育意蕴,进而形成并普及了学校建筑观念。延续这方面的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改革者借助运动、立法等组织化行动重塑教育空间,力图在空间上重新定义学校与儿童生长、课程及社会的关系,现代学校建筑观念及其形态最终得以确立。从单间教室校舍到多功能的综合校舍,学校建筑的变化不仅具象化地呈现出教育观念的革新历程,同时也借由教育空间的生产与实践潜移默化地推动着教育观念的现代转型。 

作为现象和实践的全球教育治理由来已久,但对全球教育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可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概念、主体和机制做出如下的界定与总结:全球教育治理是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多种方式共同管理全球教育事务的活动;全球教育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智库等,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全球教育治理的机制主要有基于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全球教育治理,基于教育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全球教育治理,基于国际会议和多边论坛的全球教育治理,以及基于教育指标和标准的全球教育治理,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当前,多元的主体通过多样的机制在多个不同的层面和舞台上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相互交织与影响的复杂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教育理论生活和教育实践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为了消解这种冲突,启蒙方案企图用教育理论改造教育实践,反启蒙方案企图用教育实践改造教育理论。施特劳斯学派认为这两种方案都不可能成功,它们的错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以为教育理论生活和教育实践生活之间的冲突可以消解。施特劳斯学派认为,教育理论生活和教育实践生活之间的冲突不可化解,但二者却可以共生。共生的方案就在于在复兴古典哲人显白教诲和隐秘教诲并用的写作艺术和教育智慧。在显白教诲和隐秘教诲并用中,教育理论生活和教育实践生活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消解,但二者却可以各得其所,并行不悖。 

国外的深度学习研究经历了深度学习思想的早期孕育、深度学习的正式研究、深度学习研究的扩展和深度学习研究的聚焦四个阶段。发展到目前,国外的深度学习研究已经转向为集中关注"深度学习是如何发生的"这个核心问题,努力揭示深度学习的内部结构和实现机制。自深度学习研究进入概念化的正式研究阶段以来,国外学者着重围绕深度学习的基本内涵、内在机制和实施模式三个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深度学习内涵的四种观点,揭示了深度学习的四个机制并提出了三个代表性的深度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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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刊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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